作者：市文联  赵飞燕

自古便有“诗言志”、“文昭德”的说法。赵树理就是人品与作品达到高度统一的典型。在“赵树理生平展”厅内有一副赵树理用废电影票写的毛主席的一首《卜算子·咏梅》词。

“风雨送春归，

飞雪迎春到。

已是悬崖百丈冰，

犹有花枝俏。

俏也不争春，

只把春来报。

待到山花烂漫时，

她在众中笑。”

2010年我与同事为收藏工作，找到了已七十多岁的赵树理女儿赵广建女士（我姑姑，山西电大退休老师）。她银发半遮半掩，饱经沧桑的脸写满慈祥，深邃的眼中透着她的睿智与慈爱，也显示着不易察觉的淡淡的忧伤。

在谈话中她与我们讲到：“1970年9月6日，她几经周折终于获准探望父亲。来到被关押父亲的山西省高级法院的一间小屋里。只见父亲伏案正写着什么，我轻轻地走过去一看，原来是父亲用一张破旧的废电影票，认真地默写着毛主席诗词《卜算子·咏梅》。父亲用一只手按着被打断两根肋骨的侧胸，忍着极大的疼痛，艰难地坐在桌前恭恭敬敬，一笔一画地默写着，汗水从他布满皱纹的额头沁出来滴在纸上。他却写得那样虔诚，那样聚精会神，仿佛在用整个生命书写着自己的信仰和寄托。看到这个情景，我悲积难禁，一下子哭出声来。父亲回头一看是我，叫我靠到桌前，双手捧着那首刚刚写好的《咏梅》递给我，庄重严肃地对我说：‘小鬼，如果将来有一天，你能看到党的领导，就替我把它交给党，党会明白我的……’。”

已是满含泪水的姑姑接着说：“我是1976年12月给我爸爸跑平反的，先找到山西省作协的人说：‘不能办’，我又上了北京到我爸爸工作的单位，他们说‘不能办’。最后我又找到周扬。陈荒煤正好也在场，我向周扬讲述了我爸爸的事。周扬说‘老赵不是山西的，也不是北京的，他是中国的作家，是应该给办的’。我听了后就把爸爸写的《咏梅》词交给了周扬和陈荒煤看。周扬看后，偌大年纪的他，老半天没说出话来，泪流满面地哭了好长时间，才说‘赵树理是北京作协的我们不给办，谁给办’”。

这时的姑姑，早已是泪水涟涟，泣不成声，坐在她周围的同事们也是满含泪水。 

稍平静后姑姑说：“父亲是为农民的利益奋斗的了一生，他的一生都在为农民服务、为农民争地位、争口粮、争精神食粮的人。他是货真价实，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人。”

说完，她还把珍藏四十多年爷爷一本小小的，只有32开大的日记本，被她很小心地用黄色绸子整整齐地包裹着，郑重地捐给了我们晋城市赵树理文学馆。

当我小心翼翼翻看“爷爷的日记本”，只看到：水利51453亩（九月），实浇46955亩，少4500亩。工程2792项，实交1436项。十七个公社少8467亩，十一个公社超3888亩，两个公社完成计划，南村少1788亩，巴公应12400亩，实11583亩，已5800亩少967亩，金村少1455亩，下村少1098亩，北石店少723亩。

这一连串的数字是1965年11月，爷爷在当时的晋城市峪口大队蹲点时记的。它记录了赵树理对农村工作与农村生活的紧密结合，他深爱农村农民，眷恋乡土的质朴。

1951年至1955年，爷爷常年往返于城乡之间，用他二儿子（赵二湖）的话：“父亲在这时期基本是一年有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在乡下，回家几乎是很少的。”就是在这时赵树理结识了长治川底村，当时获金星奖章，全国劳模郭玉恩同志，直接参与了川底村扩社、整社、农业生产等工作。同时着手创作长篇小说《三里湾》。在当地还因老赵不吃“插花饭”而传下了爷爷的顺口溜“《炒面赞》炒面，老区特产。营养丰富，味美香甜；便于保存，吃时方便。支援前线，功劳不浅。现在吃它，忆苦思甜。”

1953年1月，爷爷调到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工作，仍任《人民文学》编委。他自己决定不再领取每月发给他的工资。而在此以前他就说‘得的稿费他也只领一半，另一半交党费’。当时国家有关部门给爷爷评为行政8级，他听后感到自己不该享受这么高的待遇，就自我要求‘给他个10级也不低’。之后他只享受行政干部10级待遇，所写的文章发表后还有版税。稿费是以文章字数和出版销售册数决定，有时几千，有时数万。爷爷认为这种待遇太高了。就在1953年初，他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后他就不领取他的10级干部行政工资，只拿到应得的稿费，下乡出差，买药看病等花费都是自己出。

1955年，爷爷创作的《三里湾》出版后，有一次他的老朋友，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去北京开会，来到家里问他：“《三里湾》印了多少？收入一定不少吧？”赵树理却严肃地说：“要是为了多收入，我可以送到人民出版社，那里来的稿费多，但书的定价也高，读者买不起。我把它交给通俗读物出版社，是为了销售广，只要广大人民群众能看到这本书，我就高兴了，我是不计较稿费多少的，出书不是为了赚钱。书印了好几次，百万册稿费三万元，三分之一交了党费，三分之一买了房子····”而剩下的三分之一是到地方调研，走到哪，看到谁家有困难，哪个村缺资金，就无偿地给予人家，致使到最后自家一分钱也没存下。

爷爷于共和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春进入北京，到1965年2月离开北京，整整在北京待了15个年头。在京15年间他搬了9次家，曾有人问他：“你为何老搬家”，他说：‘我不在乎家住的有多舒服，我搬家只是为了我离单位近，便于我上班。’在离开北京时赵树理还写了一张条子，把自己花钱在北京买的房子交给作家协会作为公用。 

纵观爷爷的一生，国家、民族、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时，军阀混战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时他投身于革命；当国家体制处于国民温饱无存，人人要为吃食讨生计时，他总是敢为人所不敢为抵制“网”似的歪风，他为了大多数人的“生”，义无反顾地向有关部门上谏“万言书”；他在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，以致肋骨被打折，额骨摔断，他还是在默写毛主席《卜算子·咏梅》词。那浑厚刚劲的笔体在纸上留下了他对党、对国家、对人民和他自己最后的心愿。是这些，让我看到了他为国、为党、为民　，“待到山花烂漫时，‘他’在丛中笑。”的音容。